其主要牟利路径有两条：一是拉高大宗商品价格，使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上升。
这一群体规模尽管不大，但由于这些成员长期浸淫在体制内，对现行体制，包括财税体制的弊端有着切肤之痛和深刻的认识，对其运行机理比较熟悉，认为若不改革，国家将面临更大的危机。只是一些人因为既得利益的遮蔽，压抑了这种人性的基本需要，搁置了对公正平等自由人道财税体制的梦想和追求。
这一群体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寄生性的懒惰习惯，基本上让这一群体成为纳税人财富的无谓耗费者，也成为社会变革的阻力者，成为缺乏梦想和首创精神，良知泯灭，正义之心退化的群体。自然，出于利益的考量，这一群体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现有财税体制改革的反对者和阻挠者。一条不容置疑的选择是，必须且应该通过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与财税体制改革，不断遏制既得利益群体的权力，减少各种特权，包括财税特权对社会其他成员权利的侵害与剥夺。这些食利者群体，大多通过违背公正平等基本原则，过多占有和享用了社会其它群体创获的物质财富，包括精神财富而成。这一群体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这些体制中人因为现实生存的计较，很难做到放手一搏，常常会因为在现实利益方面的患得患失，仅仅满足于枝节性的体制改良。
而这部分利益，尽管不合情理，但往往有法可依。这些推进中国财税改的动力群体，具体说，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从现有体制中自觉站出来为财税改革鼓与呼的群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完成了金融体系市场化和金融机构商业化的蜕变，金融法律体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民间借贷是民间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自古就有。在言及铁路建设资金紧张时，指出统筹规划、有序引入民间资本是其中的出路之一。最近大家关注的吴英集资诈骗案促使我们更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可以肯定的是，在深化金融改革的过程中，我国需要建立一个多种信用机构、多种信用工具、多种信用形式并存的复合型金融体系，全方位构建民间信用体系，依法破解金融垄断已成为大势所趋。
当形形色色的民间借贷案件涌入法院，法律对政策的严格制约力便被个案反复凸显出来。进入专题： 民间借贷 。
由于民间借贷行为存在交易隐蔽、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控制等特征，有些甚至以地下钱庄的形式存在，致使非法集资、洗钱等犯罪活动充斥其间。但民间借贷法律规则的零散化和不协调，模糊了实务中处理相关纠纷案件时的合法性标准，凸显了我国民间借贷活动的制度性风险。2010年《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36条）实施后，国家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鼓励和引导力度进一步加大，在新政策的正向激励作用下，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直接加大了民间借贷的市场供给，致使其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合同法》虽有借款合同一章，但民间借贷合同却被局限于自然人之间，并实行无息推定原则。
民间借贷潜在风险巨大，浙江、江苏、福建、河南、山东、内蒙古等地接连发生的债务人出逃、中小企业倒闭等事件，直接破坏了民间信用机制，冲击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温总理的表态示明，国家仍坚持既定的民间资本政策取向，这给民间借贷市场带来利好消息。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无论是在交易信息、交易成本方面，还是在交易效率、贷款担保方面，民间借贷凭借其相对优势，顺势成为中小企业市场化选择的必然结果，民间资本通过民间借贷在满足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同时，有力助推了企业经营与经济发展。对吴英案而言，司法解释的规范作用就更为突出一些
非法集资所具有的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以及社会性这四个特征，在该解释中得到了正面的列举式规定，从而使实践中不断翻新的非法集资手段在识别和认定上有了具体的判断标准。这些年来，民间借贷一改早期的无组织性、一次性和分散化特点，呈现出交易上的有组织性、连续性、集中性和专业化特征。
然而，有关民间借贷的立法却一直滞后于社会实践。《物权法》和《担保法》确立了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规则，债权人可以选择设定保证、抵押、质押、留置以及定金等担保方式，但对担保公司的规定却付之阙如。
然而，民间借贷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法律现象。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旨在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实践中成为认定企业民间借贷行为非法或无效的最主要依据。通观现有规定，《民法通则》相对比较原则，只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对此并无具体的解释性条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完成了金融体系市场化和金融机构商业化的蜕变，金融法律体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高利贷的社会危害与日俱增，但一直以来我国刑法并没有明确将高利贷行为入罪，司法实践中，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法院将高利贷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导致非法经营罪被质疑为罪刑法定原则下新的小口袋罪。温总理在今年2月份主持的五次座谈会上，已经接连三次提及了民间资本问题。
民间借贷法律规则的零散化和不协调，模糊了实务中处理相关纠纷案件时的合法性标准，凸显了我国民间借贷活动的制度性风险。从政策层面看，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老36条）的推出，使非公有资本开始获许进入金融服务业，民间借贷的重要作用被重新认可。
在言及铁路建设资金紧张时，指出统筹规划、有序引入民间资本是其中的出路之一。2010年《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36条）实施后，国家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鼓励和引导力度进一步加大，在新政策的正向激励作用下，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直接加大了民间借贷的市场供给，致使其市场规模迅速扩大。
尤其是央视《新闻1+1》栏目曝光的江苏宝马乡高利贷市场崩盘事件，其涉及人员之广、资金量之大着实让人触目惊心。毕竟政策不同于法律，由于政策不具有法律的普遍性、强制性、严谨性、系统性和稳定性，因此民间借贷的法律调整机制正被更多的社会公众所看重。
席月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在法院目前审理的各类民间借贷案件中，法律的阻吓作用因其内在的不完备性而受到明显削弱，司法机构通过司法解释来行使有限的剩余立法权，对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而言只能算是权宜之计。由于民间借贷行为存在交易隐蔽、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控制等特征，有些甚至以地下钱庄的形式存在，致使非法集资、洗钱等犯罪活动充斥其间。温总理的表态示明，国家仍坚持既定的民间资本政策取向，这给民间借贷市场带来利好消息。
总的来看，法律规则的滞后，不但导致实践中监管主体和监管规则的缺位，而且造成民间借贷利率高企，投机盛行，救济乏力，个别地区民间借贷资金流向六合彩、赌博等非法领域，并出现借助黑社会势力暴力追贷的现象。此外，还有最高法院的一些司法解释和批复，以及地方法院关于当地民间借贷案件审理的指导意见。
政策驱动的市场繁荣与信用危机近些年来，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民间借贷可谓劳苦功高。法律规则的滞后与法律保护的乏力正确区分民间借贷与集资诈骗这两类行为，是司法机关正确审判吴英一案的关键所在。
《贷款通则》属于部门规章，明令禁止非金融企业从事借贷行为。法律何时能与现行政策相统一、相协调，如何才能实现二者之间的统一与协调，这些问题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现实课题。
从现有的法律规则看，主要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担保法》、《刑法》以及《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贷款通则》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中。比如，在谈到行业垄断改革时，他提出要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能源、交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谈话中直接触及民间资本进入有政策支持却难以落实的玻璃门问题，明确上半年一定要制订新36条的实施细则。前述国务院的取缔办法颁行于1998年，其对民间借贷所采取的一刀切的行政取缔模式，在当时看来并不为过，对我国应对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整顿金融市场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不无意义。但民间借贷法律规则的零散化和不协调，模糊了实务中处理相关纠纷案件时的合法性标准，凸显了我国民间借贷活动的制度性风险。
不难看出，国家的民间资本政策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处于持续性的开放过程之中。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无论是在交易信息、交易成本方面，还是在交易效率、贷款担保方面，民间借贷凭借其相对优势，顺势成为中小企业市场化选择的必然结果，民间资本通过民间借贷在满足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同时，有力助推了企业经营与经济发展。
至于自然人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在该法中并无规定。○ 目前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民间借贷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是否受到了全面保护？民间借贷有无合法性边界，其合法与非法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从根本上说，民间借贷的正当性，源自宪法中有关公民合法财产权利保护的基本规定。
该解释对非法集资涉及的罪名以及相应的量刑标准进行明确，一方面旨在鼓励、支持合法融资，另一方面则强化了依法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活动。○ 尽快出台《放贷人条例》，加强监管立法和监管机构主动执法，适时修改《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等民事法律，注重对民间借贷交易的合同规范，及时补充刑法罪名，将高利贷罪纳入其中，强化对高利贷犯罪行为的刑事制裁，应是我国今后金融生态建设中对民间借贷进行系统法律规制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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